航空史话

波音首任工程师为中国人 多次救主

主页:新时代赌场亚洲最佳 时间:2019年07月31日   来源:航空之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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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史话:波音首位工程师为中国人 多次救主 

  王助(1893-1965)波音公司首任工程师,中国航空先驱,中国航空工业奠基人。

 

 

  航空史话:波音首位工程师为中国人 多次救主 

  王助和ModelC的合影,王助的到来挽救了波音的第一次危机(图片:波音)

 

  作为世界上航空航天领域的领袖级企业,波音公司初期的兴起和一个中国人密不可分,他就是波音公司史上首位航空工程师——王助(Wong Tsoo)。2005年8月22日波音公司曾在博物馆举行一个庆祝活动,主题就是为了表达对王助在公司创业初期的感谢。其中纪念文告上曾写到:“最早,而且最好(First,and best)”,这也是对于王助教授最好的注解。王助教授不仅仅是波音历史上首位工程师,而且还是中国航空先驱、钱学森的导师和中国航空工业奠基人。

  1893年,王助出生于北京,因庚子之乱随家人迁往河北省南宫县普济桥村。从南宫县立小学毕业后考入烟台水师学堂,其16岁时便以优异成绩被清廷选拔赴英学习。王助于1910年夏末奔赴英伦,先入“巴柔夜校”后考入“阿姆斯壮海军大学”,毕业后留英担任中国海军“肇和”(英国阿姆斯特朗造船厂)和“应瑞”(英国巴娄伟克造船厂)两艘军舰的监造官。1912年暑假王助在船厂实习时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他的一生,王助和巴玉藻听说飞行家在温德梅湖上试飞,两人凑了2英镑,在飞行家波特的帮助下体验了人生第一次飞行,而此次飞行体验也改变了王助和挚友巴玉藻的未来。

  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波及英伦,当时清末中国政府委托美国纽约造船厂制造“飞鸿舰”一艘,随后中国将“飞鸿舰”售卖给希腊,其中的部分款项用于12人赴美学费。1915年海军将王助派往美国,先入读纽约寇蒂斯航空学院学习飞行,随后考入麻省理工学院(MIT)航空工程系,拜于航空工程系亨萨克(Jerome C Hunsaker)教授门下。麻省理工学院是全美首个开设航空工程专业的大学,1915年第一届航空硕士毕业,其中就有太平洋航空制品有限公司(Pacificaero Products Company,波音公司前身)早期创始合伙人乔治·维斯特维尔(George Westervelt)。王助和巴玉藻在麻省理工学院期间情同手足,在繁重的课业下还一起去寇蒂斯、通用等飞机工厂实习,就连硕士论文《多种组合圆柱外型之空气阻力》也是两人共同撰写。1916年6月9日王助成为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第二期毕业生,当时获得此项学位者仅有七人,其中五名都是中国留学生。

  1916年波音公司创始人威廉·波音和维斯特维尔在西雅图成立太平洋航空制品有限公司,两人共同设计了双浮筒式海上飞机,并以各自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给飞机命名为B&W。公司创业初期共制作出两架水上飞机分别为“蓝色比尔”和“马兰德”,飞机材质以木料、麻和铁线为主,虽然规格和马丁教练机相似,但较之拥有更为强大的功率输出和更好性能的浮筒。原希望能获得美国海军的订单,但是由于不达其标准后售给新西兰飞行学院(New Zealand Flying School),这也是波音公司的第一笔国际订单。不久后维斯特维尔就被海军征召,以海军中尉的身份驻扎纽约港的怀俄明号。

  在那个年代,王助和他的航空专业同学们即便在美国也是很抢手的专业人才。王助毕业后经导师亨萨克介绍认识了在海军服役的维斯特维尔,并凭师兄威斯特维尔介绍得到了进入波音的机会。他根据B&W原型机提出新的设计方案,经过改进的C型机(Model C)可以自动更正飞机的稳定状态,还能自动回归三轴中偏转的一轴,美国海军试飞后十分满意,向波音下达了50架订单,价值高达57.5万美元,这挽救了尚处襁褓之中的波音公司。

  波音公司曾制作的一部宣传片纪念王助。

  1917年底,王助、巴玉藻和曾怡经等人心怀航空报国之心投身到我国的飞机制造业中,他们也是中国最早一批留学归来的高级航空工程人员。1918年2月,北洋政府海军部在福州马尾设立海军飞机工程处,隶属于船政局,专门制造水上飞机。巴玉藻担任主任,王助、王孝丰、曾诒经担任副主任。1919年8月,王助和巴玉藻共同设计出海军首架水上飞机“甲一”号初级教练机。1922年春,巴玉藻和王助又成功设计出世界上首座水上飞机浮站,解决了水上飞机的维修和放置问题。马尾不仅是近代造船工业的发源地,还是我国航空工业的摇篮,在1917年到1930年的13年间,这里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正规的飞机制造厂,自行设计、制造出了在当时达到世界水平的飞机。当时还创办了中国首家飞潜学校,培养出中国本土的首批航空工程师。

  1928年6月中国国民政府完成统一,海军部归属于南京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部。同年9月19日,海军飞机工程处改为海军制造飞机处,巴玉藻担任处长,曾怡经担任副处长,隶属于海军总司令公署。与此同时上海海军总司令部飞机处成立,王助担任处长。1929年,巴玉藻疑遭敌人下毒在福州病逝,这件事对王助带来巨大冲击。他因膝下无后遂将巴玉藻幼子过继到自己名下,并改名为王钟英。同年9月海军总司令调任王助补巴玉藻接任处长。

  1929年美国寇蒂斯·莱特飞机公司到中国拓展业务,国民政府在1929年4月委托铁道部部长孙科和美国寇蒂斯莱特的子公司签订中美航空运输和航空邮政合同,共同经营沪汉等航线。后由于和交通部经营的沪蓉线业务重合,双方在1930年重新修订合约,成立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合营不久后,该公司即发生两起严重事故,其中一架飞机在起飞时遭遇乱流,撞上江面上的大帆船桅杆;另一架飞机则没有理会蒋介石等6人的专机先行起飞,引发高层不满。总公司急忙派维斯特维尔来华调查,其经过调查后对中航进行全面整顿。他首先将航线延伸,然后和交通部以合资形式重新签订合约,名称不做修改。中航公司和沪蓉航空线管理处合并后统一归交通部管理,飞行基地设在上海龙华机场。

  中航公司成立后因母公司远在美国,飞机维护出现大麻烦,频出的故障导致调度出现问题,维斯特维尔再次想起同窗王助。1931年2月国民政府将海军制造飞机处由马尾迁往上海高昌庙,并入江南造船厂。随后,王助辞去马尾海军制造处处长一职,赴上海担任中航总工程师。中航公司在王助的主导下在龙华机场修建维修工厂,添置设备器材,聘请维修技师,使飞机的后勤保障达到执行需求标准,将陆地飞机着陆设备改为水机设备,将飞机故障减少的同时性能得以提升,并使航线延伸至重庆。

  1932年2月发生“上海事件”,促使国民政府决定以发展空中武力为首要任务。1932年~1936年,在美国的援助下国民政府的空军力量得以迅猛发展,同时设立中央空军学校和中央飞机厂。建设初期由于美方顾忌日方压力,所有项目均以民间力量为名相助。

  1932年3月10日,维斯特维尔代表寇蒂斯·莱特公司向宋子文提出训练飞行人员和建造飞机制造厂的建议,当年4月即付诸行动。该工厂主要负责制造零件、组装和维修飞机。宋子文担心寇蒂斯会垄断整个航空产业, 1933年2月财政部长孔祥熙和寇蒂斯公司威廉保利签订合同并在杭州笕桥设厂,同年4月寇蒂斯公司和道格拉斯、联洲等三公司组合成立中央飞机制造公司。

  中国航空公司以客货空运为主营业务,这并不能发挥出王助的长项。1934年欧亚航改组成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这又给王助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央航公司虽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国营民航企业,但是无论从资产还是营收都无法和中美合资的中航公司相比。1934年8月,中央杭州制造厂(中杭厂)正式营运,12名美国工程师担任部门主管,管理大约500名中国员工,王助任首席工程师为中方最高领导人,并曾在1935年任职期间被派赴意大利见学。

  中杭厂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修造飞机最多最著名的飞机制造厂,同时还为我国早期航空工业培训出一大批素质高技术好的航空工程师。中杭厂的第一个工作便是维修受损的10架寇蒂斯鹰式飞机,到1946年底共组装并维修1237架战斗机,其中包括寇蒂斯鹰式飞机、道格拉斯侦察机、诺斯罗普轰炸机等。在王助任职期间(1934~1938年)共组装制造235架飞机,其中包括“道格拉斯”训练机、“霍克-II”和“霍克-III”战斗机和“诺斯罗普”轻型轰炸机。

  王助还和我国“航天之父”钱学森颇有渊源。1934年王助曾担钱学森留美前导师,他曾安排钱学森到国内各飞机相关制造厂见习,并指导工厂技术实践和制造工艺。王助很是欣赏这个上进的后辈,并特意叮嘱他要注意工程技术实践和工艺的问题。王助还以个人名义给自己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老师亨萨克去信,为钱学森赴美学习做好铺垫。钱学森在晚年曾亲手写下对自己影响深刻的17名老师,其中对于王助的备注为“经验设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海军制造飞机处先迁往杭州笕桥、湖北宜昌,最后转移到成都,并入航空委员改组为第八修理厂。同年7月7日,航空研究院在航委会下成立成都航空研究所,航委会主任黄光锐兼任所长。1938年王助接航委会指令和黄光锐到俄罗斯考察商谈中俄合作事宜,并在1939年回国后任副所长(实际主持工作)。研究所在其到任后的两年内便得到迅猛发展,1941年8月1日扩充成航空研究院,研究院按照器材、飞机、气动分为三组。在王助的带领下研发了研轰三式、中运一式、研教一式、研教二式、研教三式和研滑-1等飞机,并撰写《一得集》讨论国防科技政策和航空工业发展的观点,收录其4篇文章分别为《设立国防工刍议》、《飞机材料问题》、《航空工业发展》和《航空工业该民营》。

  抗战胜利后,王助又被调回中航公司担任总经理刘静宜的主任秘书。1949年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静宜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联手通电起义,带领十二架飞机飞离香港,史称“两航起义”。王助在此事件中临危受命接任中航公司总经理(国民政府方委派)一职,将飞机转让给陈纳德的“民航空运队”后移居台湾。在入台后王助并不得志,他“出身”的海军水师学校,事实上隶属于北洋海军系统;王助夫人萨圭申又是清末海军重臣臣萨镇冰的孙女(萨镇冰建国之后还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这些因素或多或少的影响了王助事业发展。

  1955年王助应聘台湾省立工学院(成功大学)机械系教授,任教长达数十载。王助授课内容丰富,包括空气动力学、飞行原理、设计原理以及航空发展与飞机制造典故。王助在任教期间编著《航空工程》讲义,1962年首版内含打字稿和手写稿,两者合为1963年版本,一共十一章节,1964年版新讲义增加十二和十三章。王助为准备教学资料和研究工作耗费大量心血,这也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问题。1965年王助在台南市陆军第四总医院因肝炎逝世,享年73岁。

  纵观王助教授一生,年少留学英伦,体验飞行之后便决心投身于航空业。在麻省理工学院打下坚实的航空知识基础,成功救波音公司于危难之中。身怀航空报国之心回国发展,成为中国早期航空工业不可或缺的奠基人。2016年恰逢波音公司百年,波音公司还特意制作广告片以示纪念,我们同样不能忘记王助对与我国航空工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谨以“航空精神”第一集纪念伟大的中国航空先驱王助教授。

   (作者:乔卢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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